治白癜风那家医院最好 https://jbk.39.net/yiyuanzaixian/bjzkbdfyy/▲周洪宇
作者简介：周洪宇(—)，男，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史、教育政策等研究。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年第6期
摘要：教育对外开放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目前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国际生源国。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教育对外开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对外开放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无论是教育主管部门还是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都深刻地认识到了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自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的留学政策却日趋收紧，不断反复，使赴外留学，尤其是赴美留学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
关键词：疫情；留学政策；西方发达国家；教育对外开放
自年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后，处处奉行“美国优先”的政策，放弃多项条约和协议，不仅继承了美国政府一贯遏制中国的做法，并变得更加变本加厉。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美国加快了对华政策的调整，留学政策趋于收紧，而且多次反复，令人眼花缭乱，给留学生及其家长带来了很大的困惑和担忧，国内社会各界特别是留学生及其家长对此也十分
自年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后，处处奉行“美国优先”的政策，放弃多项条约和协议，不仅继承了美国政府一贯遏制中国的做法，并变得更加变本加厉。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美国加快了对华政策的调整，留学政策趋于收紧，而且多次反复，令人眼花缭乱，给留学生及其家长带来了很大的困惑和担忧，国内社会各界特别是留学生及其家长对此也十分
一、当前我国留学的基本现状与发展趋势
据教育部网站数据显示：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66.21万人，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51.94万人。与年度的统计数据相比，年度出国留学人数增加5.37万人，增长8.83%；留学回国人数增加3.85万人，增长8%。据统计，从—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员累计达.71万人[1]。
从近年各主要留学目的国政策变动情况来分析，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对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实行宽松政策，而美国等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收紧对中国大陆留学生的申请政策。年中国留学生赴美求学人数高达36.3万，从—年，每年赴美留学人数增长近3倍，但从年、年开始，年增速开始大幅下滑，年赴美留学人数增速仅3.5%[2]。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增速放缓，但留学生数量依然保持全球第一位。我国仍然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最主要留学生源国。
目前，我国留学活动处于高速发展时期。近年来，我国的留学人数持续上涨，留学
一是留学人数不断增长，低龄化趋势进一步显现。近年来，我国赴美留学人群已经不断从高等教育阶段往基础教育阶段延伸，且我国处于基础教育阶段的赴美留学生人数正持续增长[3]。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中国出国留学发展趋势报告》指出，低龄化留学趋势加剧，出国读中学的增长率超过读本科的增长率[4]。
二是美、英、加、澳仍是主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现留学热潮。在留学国家的选择上，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仍是当前四大热门留学目的国。《出国留学蓝皮书》的调研结果显示，选择美国作为留学首选地的中国学生及家长比例占到24%，选择加拿大的占到14％，选择英国及澳大利亚的各占13%[5]。美国《门户开放报告》(OpenDoorsin)的数据显示，我国赴美留学人数保持约20年的增长，并连续10年成为美国国际学生第一大生源国，—学年，中国有36.95万名学生赴美留学，比—学年增长了1.7%，依然约占美国国际学生的1/3[6]。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实施，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始学历互认，留学生前往相关国家留学的热情不断高涨，使得这些国家成为新的留学增长点。
三是预计年出国留学人数受新冠肺炎疫情和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留学政策调整的影响同比会有所下降，但未来仍然有较大需求。17年前，“非典”席卷全球，出国留学人数也出现下降，但在两年之后，留学人数逐年增长，预计未来几年这种情况还会出现。
二、辩证认识疫情背景下留学的总体形势
准确研判、把握形势是科学制定对外政策方针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免会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我国发展，越要增强信心、坚定信心。”[7]这为我们理性认识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对于科学认识、准确把握当前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留学政策突变的形势具有重要意义。
（一）疫情背景下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
自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政客和媒体，为了推卸防控不力的政治责任，将疫情政治化，利用疫情竭尽混淆视听之能事，极力制造谎言和恐慌，大肆渲染歧视和偏见，不断对我国进行“污名化”，企图抹黑、“甩锅”中国，制造对我国不利的国际环境，也为国际关系蒙上了层层阴影，同时导致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留学政策发生突变。
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这一局势，既不能盲目自大，也不能惊慌不已，不知所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不是强调变局是百年一遇的，而是指经历了百年的发展与演变，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种重大调整的可能。这种变化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变化是在“变”与“不变”的相互比较中被识别出来的。“变”与“不变”并存，仍然是当今世界形势的主要形态[8]。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这是在对时代趋势和世界形势进行了全面深刻分析基础上得出的科学论断。世界处于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为中国和平发展提供了根本的前提条件和现实可能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根本外部条件。正确认识和把握时代主题，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是各国政府制定国内外各种政策的基本依据，攸关一国的战略全局和国计民生。同样，顺应时代潮流，认清时代主题，是我国制定国内发展战略以及外交战略方针和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经验之一[9]。
数十年来，尽管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国际社会的主流诉求不是战争，而是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因此，要把握历史发展规律，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注入正能量。即便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政客倒行逆施，想开历史倒车，搞新“冷战”，也无法改变历史发展规律，更无法阻止时代发展潮流。
当然，我们既要肯定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又要看到”和平“与“发展”的背景与内涵等确实与过去有很大不同，既要看到“不变”的一面，也要看到“变”的一面。
（二）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对外战略发生了变化，但全球化的趋势没有变
在疫情全球蔓延背景下，“国家主义”回归、权力政治进一步抬头、多边主义势头受挫、国际组织作用有所下降，大国战略关系变化使中国和平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更为复杂。当前，国际体系基础正在发生变化，国际秩序面临调整，可以说是一个充满矛盾、竞争并加快重组的时期[10]。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仍在持续推进，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据年7月17日媒体报道，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认为，美中两国之间有可能出现经济脱钩，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博尔顿7月15日在一个活动上发表讲话时声称，美国企业已经在考虑将其供应链逐步迁出中国，美中之间也有可能出现金融脱钩，即美国切断中国或香港进入美元结算市场渠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Pompeo）与杨洁篪夏威夷会谈后仅一天，特朗普6月18日在推特（Twitter）上放话威胁，“美中完全脱钩仍是政策选项”。他称:“这不是莱特希泽（RobertLighthizer）的错，因为也许是我没有说清楚。但在各种情况下，美国绝对都保留了与中国完全脱钩的政策选项。”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判断，美国正在进行的一切是它试图与中国进行“战略脱钩”，近期在经贸、金融、政治、外交、科技、教育（包括留学）等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反华遏华打压措施都是这种“脱钩政策”的具体体现。但中美之间能否“战略脱钩”以及这种“脱钩政策”究竟能否完全实施，“脱钩”能否走远，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国政府一方的主观愿望，还会受到整个世界发展的整体趋势、美国内部各种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力量，特别是中国自身发展态势的制约。最终都必然按照历史发展的自身规律回到各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轨道上。
有专家认为，目前，中美之间的摩擦和竞争进入了一个战略相持阶段。从短期（5年）和中期（10-15年）来看，中美关系会处于一个以竞争为主的新常态。这意味着两国关系从过去的“在合作中存在竞争”，转变为现在的“在竞争中谋求某些合作”。从长期来看（30-50年），中美之间的合作可以有谨慎乐观的期待。因为，当前发展中美合作关系，拥有经济、安全和人文交流三大支柱，这是两国关系一定能走出风风雨雨，终究要好起来的主要因素[11]。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进程，这个进程从18世纪末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经历了19世纪末以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信息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至今已有多年，伴随着以人工智能、物联网、机器人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等为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年1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时就深刻指出：“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12]同时，还作出“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12]这一重要论断。年11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主旨演讲时指出：“长江、尼罗河、亚马孙河、多瑙河昼夜不息、奔腾向前，尽管会出现一些回头浪，尽管会遇到很多险滩暗礁，但大江大河奔腾向前的势头是谁也阻挡不了的。”[13]的进一步深刻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不可逆转，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并没有结束。
（三）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留学政策发生变化，但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政策没有变
年7月6日，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ICE）发布一项新规，该规定称，如果在美国攻读学位的国际留学生，其所在的学校只提供在线教学，那么这些学生将不得不离开美国，或面临被驱逐的风险。该规定发布后，引起舆论一片哗然，随即遭到了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等高校反对，并将相关政府机构告上法庭。之后，共有59个高校加入了这一名为“破冰（BreakICE）”的抗议行动，谷歌、Facebook和推特等科技公司也表示支持诉讼，他们认为，该政策将损害公司业务。7月14日，就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对联邦政府提起诉讼一案，马萨诸塞州联邦法院在听证会上宣布，特朗普政府同意撤销其最近发布的具有争议的新规。还没有等到判决结果，特朗普政府就撤销了“留学生只上网课将被遣返”的规定，这是特朗普政府在留学生政策上的罕见大逆转。
由此可见，美国教育界重视正常文化教育交流的力量具有重要的作用，今后还会继续发挥作用。同时反映出美国国内执政党与在野党、政府与社会、政客与民众等对留学政策的看法和立场并不一致，有多股力量在与美国政府逆潮流的政策进行博弈。正如学者杨超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所说，从战略成本收益角度来说，彻底脱钩与对立，对于美国来说，成本太高，而收获太少，因此暂时无法成为政策选项。
尽管目前中美关系已经呈现“螺旋式下降”格局，甚至美国也不掩饰“脱钩意图”。但由于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度耦合，只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美国单方面脱钩的意图最终只会导致美国的“自我孤立”。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就指出：“通过让中国企业从美国交易所退市来达到使中国与美国市场脱钩的目的是个糟糕的主意。”[14]同时，他还说：“这样做最终会威胁到美国在金融领域的领导地位以及纽约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东京、伦敦和新加坡等其它金融中心将从中受益，长期来看上海也会受益。”[14]
同样道理，如果美国试图将教育全部政治化，改变教育政策（包括中国留学生政策等），那最终受到损害的还是美国自己。世界上最优秀的生源、最优秀的人才，将会转移并流失到其他发达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瑞士、芬兰等国。总部设在北京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发布的一篇报告称，英国今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中国学生的首选留学目的地。该公司对中国学生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42%的学生希望到英国学习，只有37%选择美国。这与四年前截然不同：当时，30%受访者希望到英国留学，46%的人计划到美国留学[15]。
总之，疫情背景下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对外战略发生了变化，但全球化的趋势没有变；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留学政策发生了变化，但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政策没有变。而且，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由世界教育“追赶者”向“并跑者”发展的过程特征没有变，我国推进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出发点没有变，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只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保持改革开放的定力，发挥中国“世界最大消费市场、最大留学市场、最大人才市场的潜力”，天就不会塌下来。
三、如何应对当前部分西方发达国家
留学政策的突变留学事业历来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年，邓小平同志以前瞻的战略眼光，作出了恢复派遣留学生的重大决策，也由此开启了我国当代对外开放的大门。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留学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要进一步坚持统筹谋划，突出工作重点，更好发挥作用，提升留学工作水平。
（一）宏观层面：指导思想——坚持加快和扩大教育对外开放
教育对外开放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年，习近平总书记对留学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留学工作要适应国家发展大势和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统筹谋划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培养造就更多优秀人才，努力开创留学工作新局面。”[16]年3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巴科时指出：“教育交流合作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增进中美友好的民意基础。”“我们主张互学互鉴，鼓励留学，支持中外教育交流合作，希望中美人文交流取得更多积极成果。”[17]因此，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作为做好疫情背景下的留学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根本遵循，把统筹谋划作为战略思路。
在新的历史时期，要继续推进教育领域有序开放，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竞争力和影响力。在深化双边多边教育合作过程中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完善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机制，加强与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务实合作，形成合作共赢的教育对外开放局面。
（二）中观层面：政策文件——贯彻落实《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
年6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新冠肺炎疫情给留学和海外留学人员的健康、安全、学业等带来挑战。有关部门应贯彻落实《意见》，落实党和国家对海外留学人员的关心关爱，努力克服疫情影响，维护广大留学人员的切身利益和合法权益。
有关部门要继续通过出国留学渠道培养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类人才，积极开拓优质教育资源合作渠道，拓展出国留学空间。同时，下大力气完善“平安留学”机制，将应对疫情过程中摸索出的行之有效的做法进一步制度化、常态化，为广大学子实现留学梦保驾护航[18]。
总之，疫情对出国留学的影响只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当前留学生面临的困境经过各方的努力，终究是会过去的。
（三）微观层面：具体举措——积极探索推进“转学”“插班”“学分互认”“借读”等形式，并拓展出国留学空间
按照我国现有的政策，当前，未完成学业的本科阶段留学生，如果想回国进入普通高校完成学业，只能参加统一高考或者参加成人高考，不能像国外一样自由转学，且即便学生考上普通高校，不论之前在海外高校已经读到大几，也只能重新从大一开始学习，而不能在国内高校承认其在国外高校已获学分的基础上继续学习，这相当于把留学生在国外就学的经历全部归零。这个规定是不合理的，也与国际的惯例不相符。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倪闽景就提出，这不合理，也不符合国际惯例。为此，倪闽景提出，如果留学生愿意去高职高专学习，可采用免试入学方式；对于希望转入本科高校的归国留学生，则可启用插班生考试政策；建立国外高校学业成绩转换机制，按照国际通用规则，部分认可留学生在国外已经完成的学分，将这部分学分纳入转入学校的学分当中[19]。对此，教育界以及社会公众也有不同观点。如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张端鸿认为，国际高等教育跟国内高等教育之间存在很多不对接，暂时很难融合。为此，张端鸿建议，如果我国确实需要为回国后希望在国内高校继续求学的留学生提供高等教育公共服务，可以考虑采取临时性的借读措施，允许这些留学生以交换生身份在国内高校学习，待新冠疫情结束后，再由留学生此前就读的海外高校认定其归国交流学习期间的学分即可[19]。
要确实解决留学人员因疫情影响无法按时接受国外院校学习等问题，需要立足中国教育转型升级，着眼长远，为“留”“回”“去”提供制度供给。以下是几点建议：
第一，在目前国外留学教育的供需两端还不十分确定的情况下，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在作出具体决策前，应先对拟回国的留学生及其家长做深入调研，全面、准确地了解他们的实际需求，在此基础上，再制定相应的政策。一方面，我国驻外大使馆、领事馆应将海外高校关于入学政策、授课方式等留学生关切问题的最新信息及时汇总、反馈至国内，便于留学生及其家庭快速了解最新进展，减少他们的焦虑；另一方面，有关政府部门应帮助留学生协调诸如部分海外高校由于各种原因取消我国留学生入学资格之类的矛盾问题，等等。这是当下政府有关部门可以做、应当做和能够做的事情。
第二，建议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分类分层、因人施策的原则，出台相应政策，对凡是愿意回国继续学习的留学生，根据其自身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实行“转学”。依据留学生就读国外高校的综合排名、所学专业以及自身的学业成绩和综合素质等，对研究生层次和本科层次的留学生，经过一定形式的考试考核，分别转学（插班）到相应学校继续学习；对于原来就在社区大学、一般专科院校学习的留学生，提供合适选择方案，经过一定形式的考核，进入国内相应层次和专业的高职院校学习。在考试考核过程中，教育行政部门应全程、全面、透明监管，确保公开、公平、公正，不影响和损害教育公平，统筹兼顾各方利益。
第三，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对于希望继续留在国外学习，但因疫情而无法进行线下或线上学习的学生，给予相应的协助或便利，提供合适的选择方案，协助他们联系在国内对应对口学校学科专业继续完成学习任务，体现国家的关怀。此外，还可以考虑采取临时性的借读措施，允许这些留学生以交换生身份在国内高校学习，待新冠疫情结束后，再由留学生此前就读的海外高校认定其归国交流学习期间的学分，至于留学生的学位最终还是由国外高校授予。近期，美国等国家的高校也在积极应对，寻找解决方案。例如，年5月，纽约大学就宣布了一项新计划——“golocal”，即被NYU录取的国际生可以就近选择纽约大学全球14个分校入学，该选项可包括面对面授课和在线课程的组合，中国大陆学生就可以直接就读上海纽约大学。在中国有分校区的杜克大学也发布了声明，建议被杜克录取的中国新生去昆山杜克大学入读。到目前为止，已有不少大学跟进，与中国内地的大学达成了合作。例如，雪城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达成合作，中国大陆学生无法在秋季赴美入学就读的，可以选择先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学习，该学术项目的周期为年8月22日—12月10日；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与浙江大学合作，UIUC工程学院和文理学院的中国学生，可以在今年秋季学期先选择浙江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校区联合学院入学。
第四，由于转学、插班、免试入学以及学位授予等政策措施涉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调整，相关行政部门应尽快调整政策，甚至有关机构需采取“释法“的方式予以变通解决。如对4年被教育部废止的原国家教委年出台的《关于出国留学生回国学习有关问题的通知》这类部门规章制度，对其合理的内容进行修改完善后重新以某种规章制度的形式发布实施。如涉及到更高层次有关教育法律的，则可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以作出授权国务院在某些地方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等形式，选择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武汉、长沙、西安、广州、沈阳、成都等作为试点省市，暂时调整相关制度的有关规定。还可在今后修改《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法》（原《学位条例》）等法律时，一并予以调整。
第五，积极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空间，建立更加系统完善的留学保障及服务体系。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不断扩大，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多国开展教育双边多边合作、学历学位互认，上述国家正逐步成为出国留学的新热点和增长点。数据显示，年至今，中国共有40余万人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俄罗斯、捷克等国家成为中国学生新兴的留学目的地。国家相关部门可加快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合作，挖掘出国留学的优质国家、地区和学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建立更加系统完善的留学保障及服务体系，为我国留学生开辟更大的留学空间，化解因部分西方国家留学政策突变给我国留学事业带来的不利影响，也有利于加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教育相通，民心相通，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基础。
第六，要统筹考虑相当数量的国际高中生未来的出路问题，分类吸纳消化国际高中生，尽快启动国内国际化教育“内循环”。我国现有公办学校国际部（国际班）、国际化特色民办中学等有近所，在校生总规模约50万人，他们目前所学的课程与国内不兼容，除了极少部分人以外，绝大部分都没有国内的学籍，很难转回国内的普通高中，即使地方政府通过一定程序认定其“高中同等学历”，使之具有高考报名资格，但其所学内容明显与国内高中有差异。在当下的高考体系里，除了英语水平或许稍强外，并不具有其他突出优势。因此，在新冠疫情下，国际高中生参考A-Level成绩，进入国内中外合作大学，将会成为这个群体的一个新的选择。鉴于这种情况，国家有关部门应该视情调整相关政策，对中外合作办学模式适当放开，方便其与国内的国际高中对接，并在学历认证上做出适当调整。当然，也要特别注意中外合作办学招生不能影响高考公平。他们所录取的国际高中生，未来只能颁发外方文凭，以兼顾内与外、情与理。
第七，加快我国教育转型升级和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并举，建构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制度。如果我国教育能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国际化学习生活体验和工作体验，那中国留学生就可以不用所有时间都在国外，只需要部分时间出国学习。为此，我国要继续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力度，建构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制度。包括构建国际化背景下的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立留学生出国学习与回国学习的衔接制度，为留学生回国继续学业提供制度供给。如此，不仅可为我国留学生提供优质的国际化学习体验，也可以为世界各国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留学服务，构建真正国际化的终身学习体系，促进我国由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向亚洲乃至世界最优质的留学目的国转型。在这次疫情的推动下，如果能充分把握机遇，中国教育将实现快速转型升级，加快教育国际化进程。
总之，我们要对未来留学生出国和回国学习等问题做统筹规划，借解决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新问题为契机，尽快调整相应的政策，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建设更加有利于全面对外开放，有利于培养、造就各类高层次人才与国际接轨的留学和转学等制度。要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中国教育现代化》以及建设教育强国的任务，关键在于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以此应对各种变局，建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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